第一、混淆信访与司法的“破窗效应”。

源于政治学家威尔逊和犯罪学家凯林提出的“破窗效应”，意即如果有人打坏了一栋建筑上的一块玻璃，而这扇窗户又没有被及时修复，别人就可能受到某些暗示性的纵容，去打烂更多的玻璃。久而久之，这些窗户就给人造成一种无序的感觉。结果，在这种公众麻木不仁的氛围中，犯罪就会滋生、蔓延。及时修好“第一扇被打碎玻璃的窗户”很重要，这是破窗理论带给我们的启示，“亡羊补牢，未为迟也”。一扇“破窗”，对于整个社会来说好似微不足道，但是每天发生的小事，比如随地吐痰、践踏草坪等，都如一扇完整的窗户被无端打破，给社会留下一个小小的伤口。如果这些现象没有得到及时制止，最终就会像毒瘤一样危害整个社会。因为人都会有潜意识的模仿，人天生具有攀比性和从众性，一件好事能促使人们见贤思齐，同样，一件坏事得不到及时的制止与纠正，也会带来不良的社会效果。

近年来，“信访不信法、信闹不信理”的公众群体事件在我国时有发生，而在基层法院体现的尤为明显。受封建文化中“人治”观念和百姓对“官”、“政府”认识的误区影响，一些群众头脑中产生了“权大于法”、“政府就是青天”的错误认识，现实中部分当事人通过信访获利的例子并不少见，从众人员愈发加深了“法不管用、领导批示管用”的认识，越级上访、找上不找下，找政府不找法院，一访二闹之后，问题得到解决，甚至可以放大物质利益，成本比较划算，信访成为一种相较诉讼效率程序简易、受理范围广泛、普遍受群众青睐的诉求表达和问题解决方式。长此以往，忽视了法律地位，抛弃了法律的约束，强化了“官本位”思想，法律人放弃了责任和使命，极大的耗费了司法成本，扰乱了司法程序，以致本来就不健全的法律成为国家的附属装饰，“求助于法”异化成“求助于权，求助于情，求助于钱”，严重动摇公平正义大厦的根基。

对于信访不信法的现象，不仅需要法律的强制力，道德的感化力，还要营造一种好的环境影响力。怎样明确区分及打击“无理访”，更加合理引导有效信访途径，理清信访与司法的界限，需要一个细致而掷地有声的回复。一个当事人，刚要把脚踏进上级政府，立刻又转身回来，原因是：怎么别人没有采取这种方式呢？这种潜在的力量可以激发人内心的自我约束。这样，才能更好地营造合法有序的司法氛围。

第二、制约效率与公平的“蝴蝶效应”。

源于气象学家洛伦兹在解释空气系统的理论，意即亚马逊雨林一只蝴蝶翅膀偶尔振动，也许两周后就会引起美国德克萨斯州的一场龙卷风。也就是说，初始条件十分微小的变化经过不断放大，对其未来状态会造成极其巨大的差别。有些小事可以糊涂，有些小事如经系统放大，则对一个组织、一个国家来说是很重要的，就不能糊涂。

今天的基层法院，其发展同样受“蝴蝶效应”的影响。一个经常被法官提起的问题就是“压力大、待遇低”，这种讨论往往成为法官队伍建设的不稳定因素。法官与烟草、税务、金融等部门工作人员经济待遇上存在很大差距，社会分配的变化导致律师、法官间收入差距过大，职业准入的标准相对公平与收入间的不平衡让法官心理失衡，经济上的窘态致使法官纷纷跳槽和转行。而与县委、人大、政府等部门相比，在诉讼爆炸时代承担高风险、高压力的法官提拔、任用缓慢，行业部门间选拨任用标准不一，干部流动不畅导致干警工作积极性缺失，法官队伍青黄不接在基层法院屡见不鲜，有些法官工作一辈子退休还是科员，而在其他政府部门的干部工作一两年提拔很正常。一个先例影响周围人，慢慢的整个组织不约而同的存在个人奉献与政治待遇、经济待遇严重不匹配的心理失衡。

对于法官队伍中这种由个人到整体的心理失衡，极易形成“蝴蝶效应”的蔓延之势，挫伤审判、执行工作积极性，司法专业人员的懈怠不免抑制司法效率，进而危及司法公平。当前开展的司法改革，并未让此现象得到显著改观，仍需要更大决心与立竿见影、体系性的措施，而真正使干警获得物质与精神层次的实惠，则理想的组织和个人自由组合的结果是：谁能捕捉到对生命有益的“蝴蝶”，谁就不会被整个社会抛弃。

甘南县人民法院（王喜亮）