在我看来，于这本书，作者的写作基础包括：一是二十多年法院直接或间接从事、策划、参与厦门法院新闻宣传和舆情引导工作的实战经验。二是多年来对网络公共事件只观察不发言，只潜水不冒泡，在思考中发现，在发现中领悟，在领悟中总结规律，提升为理论的酵化过程。

    《媒介化法律》是一本跨界的书，法律学、传播学、社会学、心理学，直至语言学、哲学，诸多的理论，如作者手中的梭，将精心挑就的案例编织，理论导入，案例说明，是本书的特色。

    在书中的叙事中，作者有时如一个喋喋不休的导游，不，应该是如同一名陷入怀旧情绪的建筑爱好者，领队穿行于鼓浪屿的万国建筑群中，一路述说。邓玉娇、南京彭宇案、我爸是李刚、七十码、广州许霆案，这些在近十年中挤占了媒体版面，聚焦公众视野的公共事件，被重新回放，被从不同学科的角度进行解读。

    有时，作者又如痴迷的研究者，加快步伐，在一块碑记前观摩触抚，将跟随的人远远地抛在后面。

    有时，作者又如同一位进入虚拟空间的穿行者，在互联网那由无数的数据包所构筑的世界里，定格某些曾经喧嚣但可能被遗忘的细节，分析、思考，得出结论。

    在“易读与误读：法律传播的语言理解问题”一章中，作者提出法律语言的专门性源于法律对事物、法律关系精确描述的客观需求，普通公众难以区分“现场勘查”与“现场勘察”的不同。“侦查”与“侦察”缘何不同，于法律人，可以用“彼与此”来形容二者之区隔，于普通公众，可能会认为“二者不是孪生也是亲兄弟”，或认为“我读书少，别骗我”，可见，如何让公众更好地理解法律的运行，仅有公开、参与是不够的，必须有一部分法律人承担“法律解码”或“法律通俗化”的工作，简言之，必须有一些人，既懂得艰涩的法律用语，又能将其“翻译”成民众喜闻乐见的语言，段子更好。

    法律必须被信仰，否则它将形同虚设。但老百姓无法理解的法律，是无法建立普遍信仰的，诚然。

    信息化时代，可以体现为法律的可视化或图表化，不要以为这是多么“高精尖”的前沿工作，《媒介化法律》举的例子是，《唐律疏议》中，考虑到条款式法律较难，百姓无法理解，该疏议不仅对唐律中的条文关键、疑难之处一一解答，还配有问答式的举例说明，一如现代法治体系的司法解释与案例指导。

    再如，《大明律》在律首设五刑图两张，五服图八张，以可视化图表告诉你，株连之刑若以阁下为起算点，该斩立决到何亲缘谱系；《大清律》中有六赃图、刑具图、丧服图，可视化程度更高。

    作者的另一个立论是：法律传播中存在心理刺激的问题，包括利益诱导、激励性传播和威慑性传播。从厦门如何见义勇为行为蔚然成风，到2005年广东的扒窃团伙移师厦门，却铩羽在“厦门民间反扒志愿者联盟”手中，其中“警力有限，民力无穷”的全民反扒氛围如何营造，正是如何通过威慑性传播降低执法成本的法传播学问题。

    “真相与假象”“议程与意见”“对话与交往”三个章节是本书的重心部分，分析的是互联网时代，网络意见如何发酵、拟态环境何以出现，愤怒却自以为是的网民为何看不见“房间中明显存在的大象”，却选择相信嚣嚣舆情所构建的拟态，为何理性的声音在螺旋式沉默中消失，传播中议程缘何裂变，意见领袖的登高振臂，于乌合之众所形成的集体无意识中，是好是坏？是喜是忧？意见领袖是否有失灵的场域？

    当然，作者也给出了解决性建议，那就是“如何在法律传播中进行力量互动和范式革新的问题”，例子很多，作者提出新媒体时代，传播由线性转为混沌，人人可以为自媒体，一个公号大V的受众可能超过《人民日报》的读者，一句简单的口号的煽动力可以超过一篇博士论文，社会转型时期，人们被从村庄、国企释放出来，从集体成员或单位人成为自由的个体，社会在碎片化和个体分子化的同时，新的阶层在形成，且流动性变缓。与此同时，在互联空间，混沌中又在分类，如同各种社区，聚集着趣味相投的人，形成各种文化或亚文化，“群体极化”同时存在。

    我们行进中一个崭新且迅速变化的时代，无论接受还是拒绝，你我始终深嵌其中，谁也无法脱身扬长而去，也无法喊停一个时代。

    所有试图以旧有经验解决问题而不思改变的人，终将被时代的列车远远地抛在后面，或发现老办法已经无法解决新问题，除非你与时俱进，与时代并肩而立。没人要求你站在风口，成为一头迎风而飞起来的猪，但你可以选择一高处，俯瞰整个时代的行进，如同本书的著者。

    互联时代的喧嚣，并不能遮盖时代发展的号角声。自由无边界，世界有秩序，如果能以虚空的耳朵聆听，以宽阔的胸怀接纳，以智慧的制度设计规范，那么，我们赖以生存的世界，将更加美好，至少，不会脱轨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