第一，换位思考，站在对方的角度理解对方。

    出于委托人的利益，律师形成和表达法律观点不可避免地会代入当事人话语。对此，法官应当包容和体谅，切忌当着当事人的面训斥律师的专业性。法官也应给予律师更多的执业便利，避免对律师工作成本的无谓消耗。

    同样地，律师应当谅解法官特别是基层法官，他们每年要审理两三百件甚至五六百件案件，白天忙于开庭和送达、保全、调查，写文书等案头工作占用的都是“白加黑”“五加二”的休息时间。当案件无法如愿快速审结，当审限已经来临，这时候就要理解法官抓狂的情绪，案件迟迟未决也是因为先来后到，千万不要无所依据的“想入非非”。

    第二，本位克制，克制角色固有的负面因素。

    法官，要克制权力带来的膨胀感。个别法官在形成裁判观点时，认为听从律师意见改变原有观点是一件丢面子、跌份的事。但殊不知，法官的公正裁判，往往是在汲取了多方信息的基础上才能形成的；而律师的专业意见，对法官裁判的贡献无疑最为迅捷、直接和充分。

    律师同样需要克制由他的角色、由他的委托人利益思维带来的一些负面的东西。

    第三，分工合作，在不同的角色中共同地推动法治生成。

    对当事人的释法说理，律师具有天然的亲和力。对当事人特别是被判败诉的当事人，法官是有隔阂的，法官想要将法律知识和裁判理念灌输到当事人的思维中去，非常困难。律师与委托他的当事人之间却有着充分的交流和人身的信任，在法律人——法官与律师达成共识的基础上，通过律师将法治的理念传达到案件当事人，效果显而易见。

    与此同时，对社会规则的建立，法官作为裁判者又富有权威性。法官裁判形成的典型案例以及司法建议、调研报告、司法宣传等延伸产品，对社会公众的引导和行为规则的建立，无疑有着更广阔更具渗透力的平台基础。

    律师与法官，同为法律人，拆了一堵墙便是一家人。我们不可否认角色差异的存在，墙是有的，也必须要有。但我们可以开一扇门，用来交流沟通，这个门不能是暗门，不能是损害法治的利益勾兑、利益输送，必须是光明正大的门。通过这个公开、专业的门，共同讨论专业问题、畅谈法治理想、修炼提高水准，并向共同体外部传递理念、推广介绍自己。